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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爱玲小说和王安忆小说的不同

 2020-07-20  来源:发表网 
摘要:上海是一座被许多作家描写的城市,为什么上海能有这么大的魁力被学者和作家们描写呢?因为在上海,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和历史古迹,还可以看到江南吴越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交织下形成的上海各学派文化。正因为如此,上海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作家们在这样多元化的城市中能够创作出属于自己独特的作品。由于作家的不同生活经历,他们对上海的描写大多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虽然风格迥异,但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细致地看到上海的多元风俗文化。因而,张爱玲的上海是一个纸罪迷津和堕落的城市,而王安忆的上海具有老上海的韵味,充满了繁华和孤独,一排排的房子和明亮的灯光掩盖了朦胧的色彩。

  浅谈张爱玲小说和王安忆小说的不同

  ③赵雅琪

  摘 要:上海是一座被许多作家描写的城市,为什么上海能有这么大的魁力被学者和作家们描写呢?因为在上海,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和历史古迹,还可以看到江南吴越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交织下形成的上海各学派文化。正因为如此,上海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作家们在这样多元化的城市中能够创作出属于自己独特的作品。由于作家的不同生活经历,他们对上海的描写大多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虽然风格迥异,但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细致地看到上海的多元风俗文化。因而,张爱玲的上海是一个纸罪迷津和堕落的城市,而王安忆的上海具有老上海的韵味,充满了繁华和孤独,一排排的房子和明亮的灯光掩盖了朦胧的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 王安忆 上海 女性 意象

  一、张爱玲和王安忆小说中对于上海的描写

  (一) 通过女性形象来刻画上海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无疑是第一个想到以女性形象为创作内容的作家,但随着《长恨歌》 的出版和流行,王安忆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两位作家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展现了上海的风貌。

  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的最丰满是一个个女性形象,她们年龄不同,性格各异,却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金锁记》 中的曹七巧出生在下层劳动人民的家庭,她的哥嫂为了权贵, 把她嫁到了姜家,从此她的人生走向万丈深渊,开始过着压抑人性、抑制性欲的牢狱般的生活,她不仅让自己的孩子走了她的老路,还使后代步入她的后尘悲剧性的命运终究还是未能摆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本是一位具有抗争性的女性,她希望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可是她却走上了依附男人的道路,最终在尝尽了人间冷暖后向社会和命运妥协。

  王安忆在《上海的女性》 中写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 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上海被誉为“魔都”,这座城市的多元化使人们的思想多元化,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受到新思想的冲击,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在 《流逝》这部中篇小说中,欧阳瑞丽作为家庭中的少妇,一改传统的少奶奶形象,在动乱纷争的年代,依靠自己的勤劳能干、精打细算,养活了一家人,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同时,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也是使人对堕落的城市。

  (二) 以小人物来表现上海风貌

  有人说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关注点太低太小,作品中充满了女性视野的狭隘,不能够表现当时的社会的宏大场面,但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以小见大的独特方式,是作品成功描写上海的原因,更能展现上海的风貌。

  张爱玲的<金锁记》 中的曹七巧作为底层的小人物,作者通过对她的描写,揭示出当时上海社会的风貌。她是一个被金钱禁锢的小人物,在社会的折磨下,她丧失了人性和性欲。她将自己的经历复制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她不仅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这样一个小人物真实的揭露了当时社会中人性的扭曲。

  王安忆的《长恨歌》 中通过外婆的视角来写王安忆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人生际遇。小说中写道“外婆看着眼前的王琦瑶,好像能看见四十年以后。她想着孩子的头没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她还想王琦瑶没开好头的缘故全在于一点,就是长得武好了。这也是长得好的坏处。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已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长聚不散。”

  二、张爱玲和王安忆小说中的情感基调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充满欲望且冰冷的。张爱玲热衷于在文章的开头展开细腻的环境描写。将上海的阴冷、孤寂、 没有人情味都 刻画出来。《金锁记》 的开头这样写道“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三十年前的上海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思想中是不一样的,用这样一种对比,把上海三十年间的变化概括的非常到位,表现出如今的上海充斥着金钱、利益、 诱惑,丝毫没有人情味。

  王安忆的作品是淡雅的,可同时又含有缠绵富丽的一面, 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其对女性命运的刻画及感叹中。在《长恨歌》 中,王安忆以花隐喻女主人公王琦瑶,但又用一段华美的文字来阐述“她们漫长的一生只为了一个短促的花季”, 以隐藏痛苦与挣扎的细碎意象,从侧面反映出人性的渺小和脆弱,进而形成强烈的悲剧美。除了语句的繁复华丽,王安忆也注重细节的雕琢。于她而言,上海的弄堂是一副精致的水墨画,点和线叠加交织,在光与影的变换中铺陈开来,细腻之余尚不乏宏阔之态。

  三、张爱玲和王安忆在创作中对意象的使用

  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丰富多彩,有月亮、太阳、鸟、颜色、声音等,而月亮这一意象在张爱玲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在《沉香屑・第一炉香》 中能够表现出来。月亮在文中出现过多次,文中这样写道“薇龙向东走,越走,那越亮越白, 越晶亮,仿佛是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栖在路的转弯处,在枝娅叉里做了案。越走越觉得月亮就在前头树深处,走到了,月亮便没有了。”葛薇龙来到姑妈家本以为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理想被现实击败,像月亮一样,梦想越走越远,最终无法实现。

  王安忆在《长恨歌》运用大量的意象作载体,以女性独有的细腻和绵密,将城市的历史浓缩在弄堂的小舞台中,通过对王琦瑶等日常生活的民间书写,写出了女性眼中的上海、平常生活的上海、伤怀的上海。“弄堂”、“流言”“闺阁”“鸽子” “三小姐”这五个意象作为旧上海的象征,浓缩了十九世纪40 年代到80年代上海文化的沦桑擅变,它们使旧上海具有特殊的韵味。“弄堂”这一意象,作为《长恨歌》的主角王琦瑶四十年故事发生的主场景,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所,它是城市生命的载体,文化命运的象征。作者用她特有的女性化的笔触,使用意识流手法,将弄堂这一意象展开意绪化的漫流。

  作者在原著中对弄堂的总体印象作了描绘,那就是“暗”“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从“暗”的具体程度上看,“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从“暗”的未知性来看,“那暗里还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从“暗”的人物命运预示来看:这一环境描写也预示着王琦瑶的命运是坎坷、悲剧性的;之后,作者对弄堂三小姐“王安忆”、严师母、毛毛娘舅等人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进行细致的描写,屋外的时代变迁仿佛与这些人毫无相干,他们依旧生活在弄堂小楼上温暖的壁炉旁, 但实际上对她们的生活和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韩梅梅.从女性本位角度论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异同[J].文教资料,2012(34) ,63 -65

  [2]邓寒梅.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湘南学院学报,2005(3) ;34-37.

  [3]黄年丰,霍银珍.《长恨歌》中意象塑造的特点[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3(4) :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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