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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辩证法”: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书写

 2020-07-21  来源:发表网 
摘要:古今中外,男性作家表现出对女性形象与命运的广泛关注与书写热情,但文学中性别失衡仍是一堵墙,男性作家对女性的书写往往多了几分想像揣度与隔墙观望的成分,如同白昼与黑夜一样相连又相隔的特点,这堵墙以辫证法的存在阻隔了作者的文本世界与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在具体作品中,是男性作家以男性视角、男性评判对女性的形象刻画与命运安排,终归摆脱不了男性的眼光与选择,不认同与陌生感是擦不掉的划痕。在这一点上,哈代陷于刘结,曹雪芹却有自己的突破,对其笔下的女性更多几分客观与真实;东野圭吾则以道德反馈断链的结局,展示了女性在文学书写中越来越多的可能和真实。日光与月光的辩证,与之比照,男性作家与女性人物关系链生成的跨界同质性,成为男性作家不断开辟女性书写的光影随形的道路与方式。

  “日月辩证法”: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书写

  ③赵逸晨

  摘 要:古今中外,男性作家表现出对女性形象与命运的广泛关注与书写热情,但文学中性别失衡仍是一堵墙,男性作家对女性的书写往往多了几分想像揣度与隔墙观望的成分,如同白昼与黑夜一样相连又相隔的特点,这堵墙以辫证法的存在阻隔了作者的文本世界与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在具体作品中,是男性作家以男性视角、男性评判对女性的形象刻画与命运安排,终归摆脱不了男性的眼光与选择,不认同与陌生感是擦不掉的划痕。在这一点上,哈代陷于刘结,曹雪芹却有自己的突破,对其笔下的女性更多几分客观与真实;东野圭吾则以道德反馈断链的结局,展示了女性在文学书写中越来越多的可能和真实。日光与月光的辩证,与之比照,男性作家与女性人物关系链生成的跨界同质性,成为男性作家不断开辟女性书写的光影随形的道路与方式。

  关键词:男性作家 女性书写 男性视角 日月辩证

  对于一个成熟的男性作家来说,书写女性、表达女性自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某些男性作家还热衷于书写女性,比如中国曹雪芹、奥地利茨威格,表现兴趣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 聚焦女性的音容笑貌,剖析她们的心理活动。

  文学总与社会政治有着解不开的渊源与牵扯,男性作家可以怜悯、同情、劝导、欣赏任何女性,可以用必要的善良来丰盈作品血肉,但总体上来看,文学中性别失衡却是一堵密不透风、不容妥协的墙。墙内唱戏,墙外听戏,难免盲目想象的成分更多,性别就像白昼与夜晚之间的那堵墙,无形无声,却无时不在、无处可遁。

  应该说,哈代是对女性抱有充分“同情”的男性作家, 他认为人们对女性的偏见导致女性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不能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甚至这种偏见已经内化为爱情关系中既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哈代的观察与见解没有偏差。 但仅仅看哈代对苔丝这一女性的人生安排,悖谬处便不免有所隔离,充分展示的仍是男性视角、男性评判。苔丝被亚雷站污回到马勒村家徒四壁的生活中,生下一个孩子,之后经历了与克莱的爱情,却因曾经失节而被抛下,然后亚雷又出现了,同苔丝结婚;而后再见克莱的时候,苔丝却又一次毅然决然葬送已步入正轨的生活,杀掉亚雷而处以极刑。在哈代的情节安排中看到了“正确”的选择,合乎道德的选择。

  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对《苔丝》 同题影视剧和小说原作,受众的评论差异很大甚至相反,影视剧评中更多不认可苔丝的选择,人们的选择更多在亚雷而非克莱,将后者视作 “玩女人的渣男”,而阅读小说的严肃读者,却几乎没有这样的质疑。某种意义上说,精致的描写往往具有局部的诚实和整体的欺骗性,而影视作品是对原著的压缩或改造,只保留情节行为的框架,略显生硬的行为“安排”中反倒从另一角度透示出作者观念中某些真实的角落。哈代反对世俗对苔丝的压迫,但却没有能力反对长久以来对于女性价值评价的阐限。这即是哈代的纠结。

  也就是说,女性在男性作家笔下,很难变得复杂。一个能够被男性作家在价值取向上肯定的女性,就算在行为上多面,灵魂上也只能有一面,像《名利场》 中的瑞贝卡,《茶花女》 中的玛格丽特,她们被冠以“堕落”,成就一场必然的悲剧,被怜悯,也被毫不留情地指责。墙内男人理所应当地把墙外女人的世界想象成某种复制墙内逻辑的二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女人只能被审美化、装饰化。

  日与月的辩证法,在这里恰到好处。就像世界的运转全靠着太阳,而不是月亮。凭借太阳得以存活的星球允许月亮的存在,甚至喜欢月亮的美丽皎洁;可权威只有一个,月亮更多是在充分承认太阳权力前提下的点缀,即便黑暗中“月朦胧鸟朦胧”大美无言,而太阳总是无可替代。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作家在对女性态度上却奇迹般地不落巢臼,如(红楼梦》,曹雪芹成功挑战了对193个女性人物的塑造,每个女子都截然不同,贞洁的,风骚的,天真的,老练的,善良的,阴险的,直言快语的,见风使舵的 形象不同,性格各异,字里行间没有曹氏绝对的赞美或是指责。 单是王熙凤这么一个心狠手辣、使权弄势的角色,就多有摇曳多姿之状写:黛玉初见,“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起笑先闻”。

  兴儿形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 把刀。”写凤姐的阴险狡诈可谓不留余地,但又不抓着某个特点或者缺点作单层面描摹。曹雪芹对众多女子命运的铺展没有“安排”痕迹,人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作者最多是旁观的烯嘘,而非试图左右选择的评判。 这就是曹雪芹的可贵与独到,不推崇,不指责,不矫正。

  曹雪芹能做到这一点,与中国文化自有女儿性的一面相关。在这女儿性笼罩下,一切悲哀都能在“母”这一概念中得以消融。中国古典文学就有诗人喜欢以思妇自比的传统, 以妇对夫的感情自比对国对君的情怀。跨界的对应与比喻使男与女有了同病相怜的可能,使男与女的思维连接在一起。

  西方女性作家中伍尔夫与夏洛蒂 勃朗特是具有战斗性的一类,她们的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在争取女性的话语权,但迪金森与简奥斯汀、艾米丽・勃朗特的作品则鲜有这方面的刻意努力。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女性主义搞过“身体写作”,把没有经过男人过渡或过滤的世界感性地展现,全面强调感性, 几乎与上述几位西方女作家如出一辙,只不过刻意的痕迹更加明显。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我那因窒息而去的母亲,她在临终前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凄厉、恐怖、惨绝人寰的嚎叫,那声音如同一根带倒刺的钢针,被完全地刺进我的耳朵,它深深埋入我的耳鼓里边去东野圭吾的《白夜行》 中唐泽雪穗实则是一个颠覆传统女性的形象,她的人生以被多个成年男子侵辱的悲剧童年开始,走上了桐原亮司舍弃一切为她报复和吞噬他人的自毁之道,直至最后桐原亮司为了守住他们之间的秘密而自绝于服装店开幕仪式上,但是她并没有得到老套的救赎和悔恨,反是在她得到了一切之后,头也不回扬长而去,东野圭吾的描述冷淡而平静,“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的背影犹如白色的影子。她一次都没有回头”。她没有选择原谅或者宽容, 或者其他这种情境下女性应承担的道德责任。道德反馈断链的结局,展示了女性在文学书写中越来越多的可能和真实。

  日月之辨,《梦溪笔谈》 的阐释尤为值得品读。“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侧而所见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古人观照日与月的客观存在,时移之后、位移之后,解悟了日形与月形的辨证、日光与月光的辩证,与之比照,男性作家与女性人物的关系链,与之产生出一种如此真实的跨界同质性,从而也为文学的创作与解读开辟出一条光影随形的道路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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